卡塔尔国族身份的构建是海湾君主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典型案例，其核心是通过重塑部落认同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历史上，部落是卡塔尔半岛上主要的政治实体，为国家提供了人口、军事力量和社会组织基础。随着石油经济的兴起，卡塔尔逐步从松散的部落联盟向中央集权国家转型，部落与国家的关系从合作转向竞争。为了消除部落认同对构建国族身份的消极影响，卡塔尔政府采取以下策略：打破并重塑原有的部落格局，瓦解传统部落认同的社会根基，使部落从政治实体转变为文化象征；重塑共同历史记忆，强化部落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打造部落符号，将其转化为国族身份的文化标志；保护部落遗产，建立统一的国族身份叙事。卡塔尔政府构建国族认同的政策对部落认同产生了深刻影响。民众自发地表达对国家的忠诚，主动抒发爱国情感，这表明国族认同已初步形成。总体而言，卡塔尔的实践为海湾国家在平衡传统部落结构与现代国家治理方面提供了有益参考。然而，其长期稳定性取决于能否在经济转型中保持公平的福利分配，并在文化层面实现更深层次的整合。
慈志刚，博士，北京语言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内蒙古民族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兼职硕士研究生导师；
国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一种类型，即官方民族主义。从起源上看，它是民族与近代欧洲王朝制帝国刻意融合的产物，即君主对帝国治下异质性的臣民采取同质化政策，使帝国臣民形成较为同质性的民族认同。毫无疑问，国族主义是统治阶级对现代民族主义的回应，“当一个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正在浮现时，面临将要从这个共同体之中被边际化或被排除在外威胁的支配集团所采取的一种防范性的先期策略”。而由此诞生的国族不仅仅是基于种族、语言、宗教、地理或利益的共同体，更是一个基于共同历史、记忆、意愿和精神的复杂共同体。政府通过主动推动国族建设，以更好的适应现代化进程中合法性的变化。“官方民族主义的出现掩盖或实际上取代了王朝忠诚原则，成为多民族帝国新的合法性基础”。国族主义使传统的多民族帝国转型为类似于民族国家的存在，即一种以实现国家与民族的统一为目的的制度框架。
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海湾君主国属于现代化浪潮下的新兴国家，部落的历史要远比国家更为悠久。部落深深植根于卡塔尔社会，部落与国家的关系十分复杂。部落既是国家建立的基础，同时也是国家内部不稳定的因素。虽然今天卡塔尔的部落已经丧失了大部分的政治功能，但部落依旧保有强大的生命力，群众对部落身份的认同不可以小看。因此，对于卡塔尔将原本的部落民众转变为卡塔尔公民，并建立以卡塔尔部落为叙事中心的国族身份认同，成为卡塔尔亟待解决的问题。
学术界对民族认同的形成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但大多数都承认现代国家在民族认同构建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卡塔尔就是由现代国家主导民族认同构建的典型，受到了学术界更多地关注。尤其是在2017年的外交危机中，卡塔尔民众面对外部封锁时，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这一现象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对卡塔尔身份认同问题的关注。米里亚姆·库克（Miriam Cooke）较为系统性地讨论了部落身份工具化和现代化的现象，并且关切海湾君主国如何利用部落打造国家品牌。“在激进社会转型的漩涡中，海湾阿拉伯人正在创建一个独特的民族和文化品牌身份。这种身份是根深蒂固的、古老的、部落的，但同时也是跨国的、现代的和国际化的。”杰夫·哈克尼斯（Geoff Harkness）称卡塔尔利用部落认同构建国族身份的行为属于现代传统主义的一部分，即在现代社会重建和维持传统元素，使卡塔尔的国家类型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但是，哈克尼斯进一步指出卡塔尔正利用概念更为宽泛的传统来代替部落，以强调集体民族身份的重要性。乔斯林·塞奇·米切尔(Jocelyn Sage Mitchell)和玛丽亚姆·易卜拉欣·哈马迪（Mariam Ibrahim Al-Hammadi）则以2019年新开放的卡塔尔国家博物馆作为切入点，考察卡塔尔尝试编织包括贝都因人与哈达尔人在内的国族身份的努力。阿拉努德·沙雷克(Alanoud Al-Sharekh)和考特尼·弗里尔（Courtney Freer）在研究科威特、卡塔尔和阿联酋三个案例后，进一步点明部落特质慢慢的变成了海湾君主国构建国家叙事的核心。海湾君主国利用部落特质，将这些新的现代国家的公民结成一个可变的“模范历史”（Model History）。
一些卡塔尔学者也赞同卡塔尔正尝试利用部落主义来塑造国族认同的说法。阿里·哈迪·沙维(Ali Hadi Alshawi)和安德鲁·加德纳（Andrew Gardner）认为，部落主义是当代卡塔尔国家维护社会权力的机制，因此是卡塔尔公民身份的象征性组成部分。玛丽亚姆·库瓦里(Maryam Al-Kuwari)则认为，部落认同的复兴填补了国族身份构建过程中留下的空白，并指出部落认同存在安全性问题。部落虽然在海湾地区的政治作用已经大幅度减少，但包括卡塔尔在内的海湾国家利用部落构建国族身份的行为是值得考量的。库瓦里认为，鼓励部落认同并不会拉近部落民众与国家的关系，反而会加剧彼此之间的冲突。跟着社会福利支出的减少，部落会对国家的合法性基础造成冲击。努尔古尔·奥鲁克(Nurgul Oruc)深度研究了社会化媒体对部落认同向国族认同转变中的催化作用。贝图尔·多甘·阿卡斯（Betul Dogan Akkas）和吉拉·卡姆登（Gilla Camden）则从政治文化入手，指出海湾危机引发的卡塔尔民族主义跟社会和国家层面多种宏观和微观身份构建有关，其中包含了明显的部落因素。马吉德·安萨里（Majed Al-Ansari）和伊斯梅尔·扎希罗维奇（Ismail Zahirovic）则指出，卡塔尔政府调整了以往的一些政策，并逐渐重视阿拉伯和传统对塑造卡塔尔国族身份认同的作用。
国内学术界同样关注到了部落对于海湾社会的重要性。吴彦认为，海湾国家进入石油时代后，身份认同随之呈现出新的趋势，部落认同慢慢的变成为国家认同的有机组成部分。她同时也指出部落与国家之间的消长并非单纯表现为对抗与取代的零和游戏，而是经历复杂的过程。韩志斌对中东部落进行更为系统性的研究，强调部落对于早期阿拉伯国家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认为部落已经嵌入阿拉伯国家之中，成为阿拉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发挥影响。而海湾地区所形成的部落对国家认同是基于部落对国家的顺从，并不是建立在现代政治合法性力量基础之上的。许多中东国家经历了剧烈的甚至革命性的变革，极大地推动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改变了部落—国家关系。沈欣从部落与国家的互动视角，分析部落嵌入国家正式制度的具体形态和运行机制，认为部落作为传统社会组织不仅没有在现代社会中消失，反而在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获得了新功能。以上研究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解释了海湾地区国族构建所面临的处境和挑战，但对于现代化启动后海湾国家怎么来实现部落认同向国族认同的转变尚留下了空间，尤其是对卡塔尔国族构建研究还是相对缺乏的，因此下文就该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在阿拉伯半岛东部，部落的历史要远比国家更悠久。部落是建立在血缘、生殖以及年龄，而非领土、征服以及阶级基础之上的社会形态。在阿拉伯半岛语境中部落泛指家庭之上各个层面的地方性政治和社会组织。亲缘和道德是构成与维系部落组织的主要的因素，部落拥有依照血缘远近划分的完备的社会谱系结构，并与国家存在复杂关联。在海湾地区部落很大程度上就是最小的“国家”，而国家则是扩大的“部落”。部落是国家形成的根基，国家王朝是通过部落的族群和族亲意识取得的。部落联合在一起缔造国家，国家起源于部落。卡塔尔国家就是以部落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同时西方殖民者的到来也打破了阿拉伯半岛原有的政治生态，卡塔尔或被动、或主动的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即由松散的部落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
在19世纪，阿拉伯半岛的政治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半岛内部，沙特作为新兴势力开始崛起，其影响力逐渐扩散到整个阿拉伯半岛；在半岛外部，英帝国企图在波斯湾沿岸地区建立保护体系，以维护英属印度航线的安全。单一部落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正是在此背景下，卡塔尔半岛上的部落相互依赖加深，并逐渐形成一个共同体—国家。诚然，卡塔尔国是多种因素共同缔造的产物，但部落作为卡塔尔社会运行的基本单位，对国家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部落提供了国家建立所必需的人口、税收以及暴力机器。
一方面，部落为卡塔尔的国家建立提供了地方基层组织。在海湾地区，部落不仅是身份认同的象征，也是基础的社会政治单位，还是人口和税收的载体。海湾地区的部落是特殊生存环境下形成的管理组织，依照14世纪阿拉伯著名学者伊本·赫勒敦所说，部落的“族亲意识是多么的重要！有了它，就能保护自身，就能抵抗来犯之敌，就能保卫自己，就能提出要求；失去了它，这一切就都办不到了。”部落长期以来承担为民众提供基础社会服务的职责，是海湾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众对部落的认同，更多是因为部落满足了民众的政治需求。在中东地区，被称为部落的团体从来都不是一个远离国家及其代理人的孤立“原始”社群。与之截然相反，部落与国家在同一个单一体系内相互建构并且相互维系。总而言之，19世纪的卡塔尔部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实体，是国家下面的微型“国家”。在卡塔尔，部落与国家的早期关系更类似于合作者，国家结构上更接近邦联制，这导致在前石油时代卡塔尔十分重视部落作为地方基层组织的作用。埃米尔的权威在多哈之外十分有限，对于地方的治理甚至要完全依赖于部落的效忠。如果埃米尔未能满足部落的需求，部落就会选择带领其民众撤离卡塔尔。部落的不合作行为，严重时会动摇国家的统治基础，可以说，没有部落就没有卡塔尔。
另一方面，部落为卡塔尔国家的建立提供了军事力量。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国家的定义所言：国家是在一定领土范围内唯一能够合法使用武力的人类共同体。国家的建立离不开军事力量的支持，而在中东地区部落自古以来就是军事力量的主要承担者。历史上中东许多帝国最初都是由部落的军事征服而建立起来的，“部落酋邦不断征服中东帝国的农耕区，部落转变为国家，并且被整合到更大的文明之中。”在缺乏暴力机器的卡塔尔半岛，部落的军事力量就显得很重要。部落通过军事行为将松散的地方社会整合在一起，实现从部落到国家的转变。阿勒萨尼家族是通过组建部落联盟数次击败外部的竞争者，确立了在卡塔尔的统治。19世纪的卡塔尔被多方势力所争夺，沙特、巴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英国都曾武力干涉卡塔尔，多哈多次被夷为平地。阿勒萨尼家族第二位领袖贾西姆··阿勒萨尼（Jassim bin Mohammed Al -Thani）意识到“一个独立的卡塔尔，不能只通过一个部落的力量来创建，而是应该通过一个由强大盟友支持的部落联盟来创建。”卡塔尔的独立是通过两场战争确立的。在1868年击败巴林后，卡塔尔的独立地位便得到英国事实上的承认，而得到进一步确认则发生在1893年击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瓦杰巴（Wajbah）战役，此时卡塔尔的主权和领土范围得到了广泛承认。两场战争的胜利离不开部落士兵的支持，正是部落提供的军事力量使阿勒萨尼家族有足够的资本确保了卡塔尔的独立。
部落是卡塔尔国家建立的基石，但是这种基石并不牢固。国家对于地方部落的掌控十分有限，在有一些时候，部落首领的权威要大于国家。特别是当埃米尔未能满足部落的需求时，部落甚至会选择带领其民众撤离卡塔尔。因此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卡塔尔发现了石油资源后，埃米尔要借助石油资金着手建立现代国家机器，以强化政府的统治效能。同时随着政府现代化政策的推动，也暴露了国家同部落之间结构性矛盾，国家与部落的关系走向了对抗。部落成为卡塔尔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
首先，传统部落认同造成卡塔尔社会的长期分裂。传统上卡塔尔的居民并非一个统一的整体，按照生活方式和地理起源可分为三个部分，即在沙漠游牧的贝都因人、以捕捞珍珠为业的城镇居民哈达尔人（Hadar）和以季节性流动为特征的两者混合体人员。在现代化进程中，贝都因人虽然逐渐放弃游牧生活并转向定居生活，但是其与哈达尔人之间的隔阂并没有消除。卡塔尔依旧要面对一个分裂的社会。直到21世纪，卡塔尔社区内部任旧存在对定居居民哈达尔人的轻蔑和冷漠，尽管历史证据说明哈达尔人在卡塔尔历史背景下是阿拉伯人，但一些卡塔尔人仍偏见地认为哈达尔人与波斯人更相近。
其次，传统部落认同为境外势力干涉卡塔尔提供了机会。早期海湾地区的部落具有浓厚的无国界特点，部落成员可以随意的在阿拉伯半岛上迁徙。但是随着众多海湾君主国统治的确立，阿拉伯半岛上慢慢的出现国境线，海湾的部落民众无法像以前一样自由迁徙。现代国家机器建立后，部落民众为了获取社会福利也不得不选择一个国家作为自己的效忠对象。这导致一个部落可能分散在多个国家，而部落这种跨国属性很有可能被他国所利用。境外势力通过强调跨国界的部落认同，来反对国家的统治。沙特就曾多次鼓动卡塔尔境内的摩拉（Al-Murrah）部落发动叛乱 ，以破坏卡塔尔的稳定。
最后，传统的部落认同遭遇现代化所带来的冲击。现代化推进后，卡塔尔成为一个典型的食利国家（Rentier State）。虽然在传统“食利国家”理论中“食利国不需要提及国家神话，事实上通常会避免这样做” ，但这一看法并不现实。例如现代化带来的大量外籍劳工，使卡塔尔公民在自己的国家境内成为少数群体。这势必会对卡塔尔的文化和身份认同造成冲击，有相当数量的公民表示在各类公共场所中感觉自己像一个外国人。同时外籍劳工还是个现实的经济问题。外籍劳工虽然是卡塔尔社会的主要劳动参与者，但是卡塔尔政府显然拒绝将外籍劳工视为公民，进而拒绝平等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民众面对大量外籍劳工的冲击通常会自发选择部落为避风港，但仅是部落认同还是不足以满足卡塔尔的需要。单一的部落认同无法团结卡塔尔的公民群体，以实现石油利益的合理分配。食利经济要求政府通过物质上的收买，来安抚民众在政治上的不满。为了使食利经济的效能达到最大化，卡塔尔建立了一个涵盖所有公民的排他性身份，作为区分卡塔尔公民与外籍劳工的依据。以至于卡塔尔的投票法规定，只有在1930年石油时代开始之前就居住在卡塔尔的民众才有权在市议会选举中投票。原本的部落联盟在法律上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传统的部落认同已经很难满足现代卡塔尔的需要，国家与部落的关系由合作转向了对抗。但部落观念已经深深植根于卡塔尔的社会与文化之中，想要彻底抹除部落的影响困难重重。阿勒萨尼家族需要重塑部落联盟，为自身的统治提供新的合法性来源。事实上，卡塔尔通过重新整合原本存在的部落认同，试图从多元部落中塑造出一体的“卡塔尔部落”。卡塔尔的国族身份是一种超部落身份，它是卡塔尔各个部落认同的集合体，部落认同可当作子认同而存在。从某一种意义上说，卡塔尔的国族认同就是国家化的“部落认同”。
卡塔尔试图打破原有的部落格局，以瓦解传统部落认同的社会根基，为国族构建提供有利条件。首先，卡塔尔尝试鼓励创建和逐步发展多元混合社区，以突破部落原有的地理分布限制。过去政府分配土地，一直以部落联系为导向。同一家庭/部落的成员通常会聚集在一起，例如首都多哈附近的一系列老社区摩拉（Al-Murra）、巴尼·哈杰尔（Bani Hajer）、苏丹（Al-Soudan）、加尼姆（Al-Ghanim）以及库拉法特（Al-Khulaifat）等都是以该地区的主要家庭/部落命名的。这就导致游牧的贝都因部落虽然进入城市中生活，但是地理隔离还是继续存在的，传统的部落认同依旧会存续在相对封闭的社区之中。卡塔尔显然也意识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已故埃米尔哈利法·本·哈马德·阿勒萨尼（Khalifa bin Hamad Al-Thani）在20世纪70年代开发一批新的卡塔尔家庭住房项目，新住房项目与那些由典型单一部落主导的社区形成鲜明对比。据称创建新社区的目的是为促进社会多样化，旨在遏制部落主义的不利作用和促进非部落社会化。
其次，卡塔尔尝试重塑部落原有的政治职能，以削弱传统部落认同的社会根基。传统部落认同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植根于部落对地方的管理，部落为民众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民众对部落的认同不仅是出于单纯的血缘联系，更是关乎自身切实的利益需求。这样，民众不可避免地会对部落产生认同感，甚至对部落的认同可能超过对国家的认同。不过卡塔尔正在通过完善现代国家体系，来重塑部落原有的政治职能。当然这并不代表部落在政治功能上的全部丧失，而是在现代国家体系下找到新的位置。在地方上，国家的治理机器正逐渐取代部落，部落精英更多通过内阁和舒拉会议（Shura Council）参与对国家的管理，而非以前直接为部落民众提供基础的社会服务。一份针对阿拉伯半岛东部部落的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地方上的“部落主义正在衰退，官僚主义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卡塔尔政府还为部落民众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机制， 使得部落的原本职能正逐渐衰弱,国家同民众之间的联系正在加强。
最后，卡塔尔尝试减少部落组织的经济基础，使部落不再作为一个自给自足且能够自我延续的生产单位。卡塔尔以经济为纽带加强同部落民众之间的联系。在前石油时代，珍珠采集和畜牧是部落民众的主要经济来源。民众对部落具有较强的经济依附性，两者之间相辅相成。部落为民众提供较为安全稳定的经济环境，而民众则为部落提供所需的税收。但在现代化进程中局势逐渐发生了改变，油气资源带来的丰厚收益，使得卡塔尔不仅不必向民众索取税收，还能借助石油收入的再分配拉近国家同民众之间的经济联系。如今部落民众在就业上高度依赖政府，其中有90％多在政府或国企工作。部落民众的经济活动更多是围绕国家展开的，同部落之间的经济联系已经微乎其微了。总之，卡塔尔政府重新塑造部落的内核，从而改变了原本的部落格局，即部落由过去的地位或职业的标志转变为身份象征。部落身份成为国族身份构建的帮手，而不是威胁。部落民众同国家事实上的联系已经无比紧密，这为进一步构建国族身份提供了稳固的基石。
卡塔尔试图塑造一个同质永恒传奇的过去，掩盖潜在的矛盾和政治尴尬的部落历史。最终实现将不同的种族和不同的历史抹去，以支持纯粹的种族“部落”身份。卡塔尔希望团结一致的部落联盟成为部落民众共同的历史记忆，为卡塔尔国族身份构建提供历史性依据。卡塔尔通过对同一历史记忆的塑造不仅加强了不同部落民众之间的联系，还加强了部落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
一方面，卡塔尔借助历史教育来构建国族身份，培养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感。在教育政策上，卡塔尔制定的核心与跨学科教育培训方案，计划在教育和培训部门工作的每个方面凝聚卡塔尔民族价值观，实现加强青年学生对卡塔尔身份认同的教育目标。卡塔尔的学校基本可分为四类：独立学校（唯一的公立学校）、私立国际学校、阿拉伯私立学校和社区学校。私立学校的学生几乎占学生总量的一半 ，但是在过去私立学校并不会向学生教授有关卡塔尔历史的内容，很显然这并不利于国族身份的构建。正因如此，2012年卡塔尔最高教育委员会（Supreme Education Council）强制要求卡塔尔的所有私立学校将卡塔尔历史纳入该学年教学课程， 且官方教科书将历史和公民身份联系在一起。在每本教科书的首页都显示了埃米尔的大型彩色图片，两侧是卡塔尔国旗和国歌，并进一步阐释了国族身份象征——国旗的含义：“白色代表所有卡塔尔统治者所寻求的和平，红色则代表了在为卡塔尔的统一而战时丧生的烈士的血脉。”借此着重表明统一的卡塔尔身份是先烈付出巨大牺牲才取得的，每一名部落成员都应该珍视卡塔尔身份并且为此感到自豪。
另一方面，独立之初的历史成为卡塔尔的重点塑造对象。卡塔尔官方有意减少早期部落之间暴力冲突的描述 ，而是侧重描述部落团结对卡塔尔国家形成的重要性。同时早期独立历史的叙事也将阿勒萨尼家族同统一的卡塔尔身份相绑定，这使得阿勒萨尼家族成为国家的象征符号。因此，卡塔尔历史上第二位领袖贾西姆·阿勒萨尼和其组建的部落联盟成为官方历史叙事的关注重点。贾西姆被视为卡塔尔民族之父，部落联盟也被描述为卡塔尔国家的支柱。最为典型之例就是卡塔尔将建国日期从脱离英国保护的1971年9月3日提前至1878年12月18日，以纪念卡塔尔的国父贾西姆·阿勒萨尼于1878年12月18日接管政府。独立日的修改不仅使卡塔尔国家的历史向前推进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还描绘了卡塔尔人争取独立的艰辛历程，强化了部落民众对卡塔尔国家的认同感。
总之，卡塔尔的历史记忆塑造其实就是历史和公民课程的有趣结合，强调了国家正在寻求创造统一国族身份的重要性，培养了新一代卡塔尔人的国族身份认同。
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外籍劳工的增多和外来文化影响力的扩大。卡塔尔的部落民众出于排外心理似乎慢慢的变多地将自己与前石油时代的历史联系在一起，而统治精英们为借助部落认同构建国族身份也乐意推动这一联系进程。一些原本快要消失的民间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得到了复兴，并在当今被赋予新的含义，成为部落符号。相比于传统，部落符号跟实用性的日常生活技能并没有太大联系，它仅是一种仪式化的身份标志,即霍布斯鲍姆所说的“传统的发明”。部落民众将部落符号视为自己与外邦人的区分标志，而国家则将部落符号当作构建国族身份认同的工具。具体来说，卡塔尔政府致力复兴两大传统部落符号：贝都因的游牧传统和哈达尔的珍珠采摘传统，并将两种部落符号打造为卡塔尔身份标志。为此，卡塔尔做出了许多努力来维护贝都因正宗体育文化的传统，例如赛骆驼和饲养猎鹰等。
第一，骆驼是贝都因人重要的生活生产工具，也是其最重要的身份标志。但是在石油资源发现后骆驼在生活中的地位逐渐被汽车所取代。为了重塑贝都因身份，卡塔尔从1972年开始每年都要举办专业的骆驼比赛，政府通过丰厚的奖金将这种几乎快要消失的传统重新带众的视野中。卡塔尔民众对骆驼比赛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卡塔尔甚至有一个专门的电视台用来报道骆驼比赛。
第二，猎鹰作为贝都因人广泛浪漫历史的一部分，猎鹰及其形象已成为民族主义形象中的关键标志。在整个海湾国家，猎鹰被描述为一项“传统运动”。但与贝都因人的祖先相比，如今，阿拉伯半岛的鹰猎者将其理解为一项明显的精英运动。卡塔尔人不惜花费重金前往外国（通常为中亚地区）开展猎鹰活动。海湾地区的猎鹰已经彻底成为部落符号，当地人认为这是一项仅面向海湾国民的事业。
第三，诗歌作为一种历史悠远长久、广受欢迎的阿拉伯贝都因文化形式，在当今涌现出国族认同的内容。当前海湾地区官方会举办一系列的诗歌比赛，以重振传统诗歌领域。《百万诗人》（Sha`ir Al-Milyun）是2006年阿布扎比推出的诗歌比赛节目，它受到了海湾地区民众的欢迎，甚至不少年轻人也去参加了。在首届比赛中就有“对国家的忠诚”的主题。比赛的获胜者是卡塔尔摩拉（Al-Murrah）部落的·本·富塔斯（Muhammad bin Futas）。像所有竞争对手一样，他首先宣布自己的身份是国家，然后是部落：“卡塔尔是我的家园，我和其他在卡塔尔长大的人一样，骆驼、牧羊人、富人、珍珠潜水员和农民……处于危险中的人的反应是愿意牺牲他们的骄傲和生命来拯救他们国家的尊严和荣耀。”
第四，采珠业是卡塔尔传统的经济支柱，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因日本科学家实现了珍珠的人工培育后陷入了衰退。即使今天卡塔尔的经济不断多元化，采珠历史仍然是韧性、传统以及人与海洋之间持久联系的象征。尽管许多珍珠潜水员其实就是来自东非的奴隶，但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讨论是一种禁忌，国家塑造的信息传播了一种虚构的身份感，将民族主义纯洁性与珍珠潜水联系起来。总之，发明赛骆驼、猎鹰、诗歌和珍珠等部落符号是为发展出一种主流叙事，来构建出一个名为卡塔尔的共同体，强化部落民众的国族身份认同。
现今阿拉伯半岛的民族国家正在公开和积极地参与保护它们自己独有的、独特的、有形的民族文化和遗产。一般来说，国家博物馆本身就是国家遗产的主要保护者，所以国家通常会选择国家博物馆来实现自身保护文化遗产的目标。当国家安全和合法性受到威胁时，博物馆就会出于巩固国家统一、维护国家主权和构建公民身份等民族主义概念的愿望而诞生。博物馆试图建立单一的线性历史叙事，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整体。博物馆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它作为一种手段将阿拉伯半岛不同的部落、种族和其他次民族身份汇集到更独特的民族共同体之中。正像佩吉·李维特(Peggy Levitt)指出的那样,“自从新法兰西共和国的领导人向公众开放卢浮宫的大门以来，文化机构在国家建设的戏剧中扮演了主角。”
2019年卡塔尔花费近4.3亿美元建设的新国家博物馆开放。国家博物馆坐落在沙漠中，一直延伸到海边，其外表酷似“沙漠玫瑰”（一种沙漠中的矿物结晶）。官方对此设计的解释称：“国家博物馆致力于展示卡塔尔的历史。从象征意义上讲，博物馆寂静而永恒的维度让人想起了沙漠，但也让人想起了现代性和勇于挑战的精神，他们的出现动摇了看似不可动摇的事物，所以我试图在这里唤起那段历史中的矛盾”。不管是从外表设计还是其展示内容，卡塔尔国家博物馆都尝试将贝都因传统和哈达尔传统相结合，以创造卡塔尔民族身份的统一叙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总共分为11个展厅，展厅按历史发展顺序排列，从7亿年前卡塔尔半岛的形成到当代卡塔尔国家的方方面面。在卡塔尔国家博物馆的第五号和第六号展厅分别描述了“沙漠生活”和“海岸生活”两个场景，能够准确的看出卡塔尔试图将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居民联系起来，博物馆希望这些展示能让游客感触到生活在沙漠和海岸的卡塔尔人民的生活经历，借此强调贝都因人和哈达尔人都属于卡塔尔民族。正如博物馆这一部分的首席馆长在2014年解释的那样，“我们是卡塔尔人：我们有骆驼，但我们也有单桅帆船[垂船]……我们应该人们明白这一点。我们并不总是只有贝都因人，或者只是渔村的一部分。我们都在一起……部分时间我们住在这里，部分时间我们住在那里。我们过着二元的生活。” 同时卡塔尔国家博物馆是由旧王宫改造而来，选择宫殿作为核心，将统治家族与石器时代、游牧时代、时代、采珠时代、石油繁荣时代、国家工程时代等所有历史时期联系在一起。博物馆巧妙的建立了以阿勒萨尼家族为纽带的新身份认同，部落认同正在向国家认同转变。总之，卡塔尔新国家博物馆主要叙述了卡塔尔历史上是一个统一的民族，这种叙事对消除当今社会分歧有着非常明显的重要性。新国家博物馆的建设凸显了卡塔尔对贝都因身份和哈达尔身份统一叙事的重视，以实现构建卡塔尔的国族身份。
在卡塔尔构建国族身份战略的潜移默化影响下，卡塔尔民众原有的部落认同逐渐发生了改变，部落认同出现了新的局面。毋庸置疑部落之间的隔阂依旧存在，在选举过程中卡塔尔人还是习惯性按部落投票。但部落民众已经接受官方所塑造出来的“卡塔尔部落”的身份，传统的部落认同实际上已经让位卡塔尔政府构建的国族认同。尤其是在2017年的卡塔尔外交危机后，受外部势力的刺激，部落民众开始更多地在公共场合表达自己的卡塔尔认同。显然，这场危机进一步催化民众的身份认同由传统部落认同向更高层次的国家认同转变。
在社会层面，部落民众自发支持阿勒萨尼家族的行动，特别是对埃米尔的崇拜，表达了民众对卡塔尔国家的认同。近年来，埃米尔塔米姆·本·哈马德·阿勒萨尼(Tamim Bin Hamad Al-Thani)的形象出现在卡塔尔的大街小巷。艺术家阿尔梅德·马赫德（Almed Al-Maadheed）绘制的埃米尔图像，受到了全国各地的欢迎。该图像由埃米尔的个人照片和复杂的阿拉伯书法组成，上面写有光荣的塔米姆，而且该图像在被二次创作时经常带有卡塔尔国旗。人们将该图像印制在横幅、汽车和T恤上，“塔米姆民族主义”在多哈变得时髦起来。部落民众通过展示国家领导人或国家符号相关的汽车贴花，表达对整个国家的支持。卡塔尔邮政部门甚至推出了相关系列的邮票，邮政主席法利赫·纳伊米(Faleh Al-Naimi)评论说，这些邮票旨在“在当前情况下表达人民、领导层、国家和政府决定之间的团结和统一”。部落民众还通过表达对国族身份的认同。2017年9月，埃米尔塔米姆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后受到了卡塔尔民众的热烈欢迎。数千名卡塔尔人聚集在多哈市中心的滨海大道上，人们热情地参加人群，挥舞着旗帜，装饰他们的汽车，民众甚至向埃米尔的车队投掷玫瑰花瓣。
在网络层面，部落民众利用互联网媒体的互动性和传播性，广泛表达自己的卡塔尔认同。毫无疑问互联网为部落民众提供抒发爱国情感的舞台，数字媒体巩固了卡塔尔的民族身份，并在封锁中使民众保持团结。一份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在2017年断交危机后，卡塔尔的网络上出现了大量的爱国标签。这些标签通常表达了部落民众的国族认同和集体归属感，例如：“卡塔尔是世界的天堂，我们的部落是卡塔尔”；“噢，我们的国家，噢，我们的卡塔尔，我们是为了作为你的士兵而生的”；“我们属于卡塔尔，卡塔尔在我们的心中”；“卡塔尔部落、卡塔尔父亲、卡塔尔母亲、卡塔尔血统”；“塔米姆不是一个人。塔米姆是统一的人。这个词是他的，他的行为证实了他的话。他是心，我们是一体。愿保护塔米姆，因为我们在他手下团结一致，我们都是塔米姆·本·哈马德。”民众还使用象征卡塔尔国家的符号（如国旗、猎鹰）和卡塔尔领导人的照片作为标题图像，以及将个人资料姓氏替换为“卡塔尔”、“卡塔尔的儿子/女儿”、“我是卡塔尔人”或“骄傲的卡塔尔人”等，卡塔尔人习惯用“我们”代指卡塔尔国家，用“他们”代指那些参与封锁卡塔尔的国家。
总之，部落民众在现实和网络上的行为都表明卡塔尔人对于官方构建的国族身份的认可。官方所塑造的历史记忆和象征符号被部落民众认同和大量使用，部落民众的认同为国族身份的构建提供了自下而上的支撑。这表明民众对于部落的认同绝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与政府的互动中不断调整，民众在不知不觉间已经转向对国家的认同。虽然卡塔尔外交危机可能对部落认同的转变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但变化产生的根源还是来自卡塔尔长期以来的国族身份构建策略。不过，这并不意味民众放弃部落认同。事实上，两种认同几乎同时存在于民众之间。民众既可以认同自己是卡塔尔人，也可以认同自己是某一部落的人。卡塔尔构建的国族身份其实就是一种超部落身份，也即更大的“部落”身份。国族身份涵盖了以往的部落身份，而部落身份更多是作为子身份而存在的。一份调查报告也证明这一点，民众视卡塔尔身份为自己的身份核心，民众会第一先考虑卡塔尔国家和社会，而不是扩大部落关系。受访者指出卡塔尔各个部落已经表现出“统一”。卡塔尔的总体身份优先于部落身份，贝都因部落和哈达尔部落的收房的人说双方都是卡塔尔人。部落不再是民族身份的核心，而是一种更个人的身份形式。“部落”和“部落身份”的概念在卡塔尔已成为身份的来源，也不是生活方式，而是已被海湾国家用作一种工具，以创造民族意识、团结人民、加强合法性，并促进某种版本的民族认同。
部落是卡塔尔政权合法性的基石，它不仅是过去卡塔尔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现代卡塔尔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部落与国家的博弈贯穿了卡塔尔的发展历史，在博弈的过程中卡塔尔民众的身份认同不断被重塑，国族身份的构建便是国家与部落博弈的结果。在卡塔尔早期建国历史中，部落更多是国家的合作者和支撑者。部落缔造了卡塔尔国家，部落秩序的存在也分担了国家的统治成本。虽然卡塔尔民众对部落的认同更多是出于现实经济和政治的考虑，但这种部落认同是有利于国家的建立。在卡塔尔现代国家机器建立后，部落和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卡塔尔部落原有的政治职能阻碍了现代国家机器集权的需求，部落和国家关系的变化迫使卡塔尔塑造新的身份认同——国族认同。卡塔尔希望借助国族身份的构建来实现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整合，并以此调和部落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在现代社会转型的漩涡中，卡塔尔人正在创造一个独特的民族和文化身份，这种身份既是根深蒂固的古老的、部落的，但也是现代的、国家的。
在构建路径上，卡塔尔并没有将国家认同和部落认同进行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以更为温和的方式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卡塔尔通过重新塑造传统部落认同来构建国族认同。这种策略使部落认同再次成为国家维护合法性的工具：一方面，卡塔尔政府逐渐取代部落原有的政治和经济职能。部落民众更为依赖政府的存在，以瓦解传统部落认同赖以生存的社会根基；另一方面，卡塔尔政府主动复兴和维护部落遗产，打造现代化下的部落品牌。这一策略借助部落品牌创造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进而为卡塔尔构建国族身份提供助力。2017年卡塔尔外交危机爆发后，民众对于国族身份的认可，表明了卡塔尔长期实行的国族构建策略的成功。身份认同从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以变化了的现实为基础人为构建出来的。身份认同的范围是一直在变化的，而范围的大小则取决于政治实体为民众提供的物质条件。当然，卡塔尔民众由部落认同向国族认同的转变，并不代表卡塔尔政府可以高枕无忧。部落仍是卡塔尔国内能够行使自治权力的最大独立群体，当政府不愿意或无法回答公民的不满时，民众就会求助于部落。在卡塔尔外交危机爆发后仍有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出现，例如由于与国家政策相悖，摩拉（Al-Murrah）部落近55名成员和沙姆勒·哈瓦杰尔（Shaml Al-Hawajer）部落的长老以及一些成员被开除国籍。
综上所述，部落是卡塔尔乃至海湾国家现代国族建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部落与国家的关系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一直在变化。卡塔尔和海湾其他几个国家通过对部落认同的塑造，缔造了现代海湾国家的国族认同。国族认同正在超越部落认同的影响力，而这种变化体现了现代海湾国家对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整合。在整合的过程中部落作为政治实体的角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作为国家文化附属物而存在。换而言之，部落本身正在成为一种“公民神话”。毫无疑问，卡塔尔温和的国族构建政策为其现代化进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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